地图学 近70年来中国古地图与学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未知 ?????admin ???2021-12-20 23:48 ?????小?? ???? ???小? ??小?? ???: ??
?????????,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于北京。1992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2月,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自2014年开始担任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2017年2月至今,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

  ,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于北京。1992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2月,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自2014年开始担任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2017年2月至今,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城市史以及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曾主持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目前正主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舆图的整理与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广舆图史话》;译著:《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之前》《近代中国的条约港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的实证研究》等。在海内外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发表通俗读物20余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地图与地图学史的研究,在单幅地图、地图谱系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方面都取 得了众多的成果。在历史学研究正在变革的今天,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也开始随之变化,研究视 角和方法日益多元。今后,应当在进一步对古地图进行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从更为多元的视角重写中国地图学史, 并借鉴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深入发掘古地图中蕴含的史料价值。

  虽然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产生于民国初年,不过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重点从实证向诠释的转向,以往不受重视的各类史料日益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由此地图也开始被纳入到史学研究主流的视野中。在历史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地图研究正在转型的今天,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以归纳成果并展望未来。

  资料的整理、编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中国传统舆图的整理和编目工作始于民国初年,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王庸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古旧地图的整理和编目,其将该馆所藏明清舆图分成甲编“分类图”、乙编“区域图”两大类,编成《国立北平图书特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同时将舆图部搜购的中外地图资料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地图目录》。此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王庸、茅乃文还编辑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又编辑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与此同时,原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一直在整理、编印和陈列清代宫中档案和舆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了《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关于中国古代舆图的编目工作还有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的收录外交部所藏地图的《外交部地图目录续编》、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北平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所藏舆图目录《地图目录甲编》,以及任乃强的《西康地图谱》、王庸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和王以中的《明代海防图籍录》等。

  建国之后,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图书馆进行了馆藏古旧舆图的编目整理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包含了该馆所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和提要。此外,首都图书馆在网站“北京记忆”上整理公布了其馆藏的与北京有关的古旧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馆藏明清舆图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同时还在进行“数位典藏与学习至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的“皇舆搜览—寻访清宫流散历史舆图连接数位计划”,意图复制、整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传统舆图,而且该项目搜集的地图可以在其网站上查阅和下载。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通过亲身访学搜集整理了海外一些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旧地图目录,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当属李孝聪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目前已经可以通过该馆网站进行检索、查阅,并且可以下载高清晰的图片。

  为了便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了一系列中文传统舆图的图录,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时间较早的当属曹婉如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该图集不仅公布了大量之前难得一见的舆图,而且在图版之后还附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重要的图录还有以大连市图书馆所藏舆图为主的《中国古地图精选》;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喻沧主编的《中国古地图珍品选集》。此外还有《宋元古地图集成》、《中国古地图辑录》和《清代地图集汇编》等。

  近年来一些图书馆逐渐将所藏的中国传统舆图整理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天津图书馆编《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图的《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首都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北京古代舆图图录《北京历史舆图集》;孙靖国整理出版的收录科学院图书馆藏图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还有《河岳藏珍——中国古地图展》、收录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京古地图的《北京古地图集》以及《国家图书馆藏珍稀清代地图集汇编》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出版了一些其地图展览的图册,如《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和《翠绿边地——清季西南边界条约舆图》等。

  还出版过某一地区和城市的古旧舆图图集,且近年来这方面的出版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重庆古旧地图集》、《武汉历史地图集》、《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东莞历代地图集》、《杭州古旧地图集》、《澳门历史地图精选》、《温州古旧地图集》,还有上文提到的首都图书馆出版的《北京历史舆图集》等等。近两年出版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则是《上海城市地图集成》和《南京古旧地图集》,这两套图集不仅对于两座城市的古旧地图进行了全面收集,而且在排版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将对古地图的清晰展示、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与艺术之美完美的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又带有艺术之美,这是今后古地图集出版应当借鉴的。

  华林甫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和《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是目前不多见的海外中文舆图的图录和研究。

  还出版有一些专题性的古旧地图图录,其中长城图方面的有李孝聪的《中国长城志·图志》;城市图方面的有郑锡煌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成一农出版了清代之前全国总图的图录《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收录清代之前的全国总图和寰宇图约600余幅。

  除了图录之外,近年来还出版了一些传统认为在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舆图,如1987年出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1996年燕山出版社以故宫本为底本,参校日本版加摹出版的《加摹乾隆京城全图》,附有地名表、地名笔画索引和地名分类索引;199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根据首都图书馆藏清代嘉庆年间刻本影印出版的《广舆图全书》;汪前进和刘若芳主编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满汉对照)》,即《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还有《清代京杭运河全图》等等。此外,在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古地图和古地图集,如嘉靖初刻本的《广舆图》、明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刻本的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以及《坤舆图说》、康熙刻本的《内府舆地全图》、崇祯九年的《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等。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古地图的整理、编目与出版工作还有:李孝聪正在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其最终成果为《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联合目录》和《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前者约70万字,预计收录外国所绘近代城市图条目2000种左右,后者预期收录外国所绘近代城市图约数百种,解题说明文字20万字。还有成一农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精粹》,预计收录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400余幅。据查,在研的社科基金项目还有张英聘主持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舆图整理与研究》、孙靖国主持的《明清沿海地图研究》、陈熙主持的《哈佛大学馆藏中国相关古地图的整理、编目与研究》和曹婷主持的《日藏中国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等。此外,据闻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古旧地图已经整理完毕,目前已经进入到出版流程。今后,这些成果的出版将会为中文古地图的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史料。

  不可否认,上述图录、图目和地图的出版,极大便利了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但某些最为重要的藏图机构至今依然没有出版图录甚至目录,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重要、珍贵的明清舆图,但至今依然没有出版完整的目录。而且,除了几个主要的收藏地之外,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甚至私人或多或少的收藏有中国传统舆图,但这方面进行的整理、编目工作依然不多,这也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不仅如此,清代还有大量满文地图存世,但是本来人数不多的从事古地图研究的学者中懂得满文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不仅关于满文舆图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少,甚至连最基本的目录和图录的整理工作都尚未开始。

  此外,之前尤其是上个世纪出版的图录,清晰度不高,图中的文字大都难以识别,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工作,但对舆图的细致研究则难以进行。近年来,这一情况逐渐得到了改观,出版了一些非常清晰的图录,如前文提及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满汉对照)》《上海城市地图集成》和《南京古旧地图集》等。但是一方面现在电脑技术日新月异,大量中文古籍已经数字化,中国古代舆图的数字化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另一方面,用纸本形式复制、出版地图,受到纸张大小的限制,不得不将原来的大幅地图分切成小幅,这显然不利于地图的使用和阅读,也不便于地图之间的比照。今后是否可以考虑在采取一定版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复制和出版地图。且目前古旧地图的研究者阅览地图时使用的是常见的看图软件,但这些软件并不能满足古地图研究的需要,如古地图研究中经常需要将多幅地图同屏展示,有时需要将大幅地图自动分切打印等等,因此今后还需要开发一套适用于古地图研究的管理、阅览软件。

  由于通常认为测绘技术代表了地图绘制的水平,因此以往关于中国古代测绘技术方面的论著颇为丰富,如葛剑雄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就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与地图绘制有关的方法和技术,类似的还有宋鸿德等的《中国古代测绘史话》、《中国测绘史》编委会的《中国测绘史》等,此外潘晟的《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还从工程实践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测绘技术。

  不过所有这方面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掌握这些测量技术和绘制方法不等于这些技术、方法被应用于地图绘制:虽然中国早在唐代就进行了大地测量,但主要是为了编订新的历法——《大衍历》做准备,而不是为了地图绘制;元初郭守敬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测量同样也是为了编制新的历法——《授时历》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地图绘制;虽然很多工程确实都进行了相当规模和准确度的测量工作,但由此并无法证明这些测量数据被用来绘制地图,清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河工图依然是山水画的形式,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些工程数据用于绘制地图的可能性。此外,杨帆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经纬度测量在天文历法中的应用》在详细考订明末清初经纬度测量在天文历法中的应用的同时,提出这些测量并没有被用于地图绘制。

  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技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汪前进的《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一文,该文提出“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大量高水平的地理全图,但迄今尚未找到一份具体用来绘制这些地图的原始数据集,也不清楚古人如何绘制成这些地图”,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明显,但在之前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来绘制地图的,并提出这是一种极坐标投影法,而且这种绘图数据和方法不是孤立现象,为中国绘图史所普遍采用。虽然该文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问题,比如两点间的道路距离在绘图时是否以及如何转换为图上的直线距离,但却为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成一农的《“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一书基于汪前进提出的观点,从实证入手,对《禹迹图》《广舆图》的绘制数据和绘图方法进行了复原,认为这些地图基本是用古代地理志中“四至八到”数据,采用极坐标投影法绘制的,不需要基于中国古代那些先进的测量方法和绘图方法。至于那些看上去就不准确的地图,很可能使用的是绘画的技法,极少使用测量的方法和数据。

  另外,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地图绘制时使用测量技术的明确记载,除了康雍乾时期在西方传教士帮助下使用三角测量进行的测绘工作之外,目前存留下来的这方面较早的材料可能晚至清末,如同治四年的《苏省舆图测法条议图解》。其中记载的测量方法依然以对道路距离的步量为主,不仅忽略了小的道路曲折,而且忽略了道路本身的高低变化,非常粗糙。而且,从这些测量手册的前言来看,当时未能采用经纬度测量或者更为精准的测量方法的原因就是相应技术人员的大量缺乏。虽然由此是否能推导出中国古代一直缺乏相应人才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与上文的论述结合起来,大致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将当时所掌握的测量技术运用于地图测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以往大多数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中都给予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同时认为“谈到地图的座标网络同天文现象的关系时,立即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卢志良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

  更多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喻沧认为“裴秀创‘制图立体’并对六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耽、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辛德勇虽然认为裴秀只是“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剥夺了裴秀的首创权,但同时也认为“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

  虽然以往研究对于“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的地位都推崇备至,但却缺乏对“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实际运用的具体研究,韩昭庆在《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中对“制图六体 ”在古代文献中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图六体得以传承更多的是因为它是裴秀的作品”。就传世舆图来看,其中也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而且我们也无法明确的指出存世的大量舆图中有哪些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将上述情况结合起来,可以认为“制图六体”在古代并不为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对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影响并不大,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

  此外,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解释“制图六体”的文本也存在一些讨论。就目前所见,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始见于清初著名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此后王庸也基本遵循了胡渭的这一解释,大致来说就是认为“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则是方位,“道里”代表的是道路距离,而“高下”“方邪”“迂直”则被认为代表了地势的高低和道路的倾正、曲直,由此影响到道里的计算,因此在绘图时需要进行转换。此后这一解释也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六体中的“准望”认为是“画矩形网格”,当然这应当是不准确的,不过与之前观点不同的是,他的这种解释中暗示着“准望”除了表示方向之外,还应当包括距离。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制图六体”提出了进一步的认识,如辛德勇的《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一文,通过考订认为“准望”应当指的是地理坐标,也就是包括方向和距离两个要素,此外,辛德勇在文中还对“制图六体”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韩昭庆的《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制图六体”并不是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而应当是“制图要考虑的六个要素”。

  总体而言,经过辛德勇的分析,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目前已经基本趋于完满,今后这方面研究的余地已经不大。

  如同“制图六体”,以往的研究大都给予“计里画方”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王庸将“计里画方”等同于“分率”(即比例尺),并给予使用这一方法绘制的地图以较高的评价,如对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的评价是“图以‘一寸折成百里’,可见他同裴秀一样,讲究‘分率’,是画方的……所以贾耽的绘图方法,在原则上不过继承裴秀,没有新的创新,但在中国地图史上,还是杰出的、划时代的”,对朱思本《舆地图》的评价是“朱图大概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比例、方位以及距离上用功夫,仿佛现代测绘地图是测定经纬度和三角点,是地图的基本工作……因此我推想朱图的内容、地名或者不甚详细,但他所定的‘图廓’却是相当正确的”。通过这些评价可以看出,王庸之所以给予“计里画方”极高的评价,主要是他认为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有着更高的准确性。

  此后的学者,基本上遵从王庸的评价,如胡邦波认为“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 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不仅如此,以往地图学史的研究,大都认为那些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看上去具有较高“准确性”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方向,如《禹迹图》《广舆图》等,而这些地图也成为以往研究的重点。

  不过,成一农提出“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如果绘图数据不准确的话,那么单纯的“计里画方”并无法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而且,现在已经基本证明,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准确性,使用了“计里画方”的《广舆图》和《禹迹图》绘制时实际上使用的是“四至八到”的道路距离和方向,因此就绘图数据而言,这两者都不可能绘制的准确。而且与今天的地图相比,这两者的误差是极大的,因此以往研究对于“计里画方”显然是过誉了。

  目前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多集中在单幅和成套的地图上,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主要介绍一些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地图。

  《放马滩地图》,主要的研究者为何双全、曹婉如、张修桂和雍际春。需要提及的是研究者大都认为放马滩的这七幅地图是可以拼合的,对此雍际春、党安荣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版式组合与地图复原新探》中进行了综述,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即如果这些地图是可以拼合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将地图绘制在木板的两面?如果是复制后才进行拼合的话,当时没有纸张,不能像后来那样拓印,那么只能印在绢帛上,但如此一来印出来的字是反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所以这种研究可能在出发点上似乎就有问题。《马王堆地图》的主要研究者为张修桂,谭其骧、朱桂昌、邢义田等都发表过相关成果,此外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还曾对这三幅地图的整理情况进行了介绍。《华夷图》的主要研究成果则有曹婉如的《有关华夷图问题的探讨》、辛德勇的《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成一农的《浅析华夷图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间的关系》等。《禹迹图》的研究者主要有曹婉如、何德宪等。《九域守令图》的研究者有郑锡煌、郭声波等。《大明混一图》的主要研究者为汪前进和刘若芳。《广舆图》的主要研究者为任金城,其在《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等文中对《广舆图》现存的版本以及各版本之间的主要差异进行的研究和介绍;成一农的《广舆图史话》一书,除了对《广舆图》的版本进行了介绍之外,还对《广舆图》的资料来源、对后世地图的影响以及绘图方法和数据进行了分析考订。《皇舆全览图》也是以往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者为孙喆和汪前进,近年来韩昭庆从事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研究和数字化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对《皇舆全览图》所呈现的空间范围以及受到其影响产生的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进行了研究。

  利玛窦等传教士绘制的地图的研究者较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有黄时鉴、龚缨晏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该书除详细讨论了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各类世界地图及其版本和收藏地之外,还讨论了绘制地图所用的资料来源以及这些地图的影响。与之前的观点不同,该书认为:“在利玛窦生前,他的世界地图大量印行,被学者们广为传阅和摹刻。明清鼎革之际,虽然还可见到《坤舆万国全图》,甚至可能还刻版印刷过,但流传已经不广。到了1700年前后,利玛窦世界地图更是难以觅见。清宫中无疑保存着若干幅与利玛窦有关的世界地图,而民间则极其希罕。这样,除了几个翰林学士外,绝大多数人是无缘目睹利氏地图的。所以,清代文人中虽然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引述过利玛窦的著作,但极少有人提到利氏地图。利玛窦去世后,他的地图已不易获见,人们自然也就不可能把它摹绘到书中,而只能根据章潢、冯应京等人著作中的地图进行翻刻,其结果是越翻刻就越走样,甚至出现了像《天象仪全图》中‘坤元图’这样粗陋不堪的摹本。进入清代,即使利图的摹绘本也很稀见,张敬雍的《定历玉衡》中保存了半幅利玛窦世界地图,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可能是最后一个摹绘过利图的人。总之,就利图本身而言,其基本过程是从影响广泛渐渐走向湮没无闻。到了康熙末年,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已基本消失”。汪前进对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的资料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整理者认为此图集是依据中国明代罗洪先《广舆图》所编纂。《中国地图集》稿本中夹有一幅中文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仔细研究此图的来源,应该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这才是探讨《中国地图集》所依据底本的关键所在。将此书与《中国地图集》的文字和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氏的地图集不是根据《广舆图》编绘,而主要是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所编绘”。

  《九边图》是明代重要的,以往研究者众多,但其中用力最深的当属赵现海的《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一文,该文认为目前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的《九边图说》残卷是许论原绘本的副本,由许论亲绘。而“历博、辽博《九边图》是该图的改绘本,成于隆庆元年。谢少南嘉靖十七年《九边图》是该图的翻刻本,稍有改动。修攘通考本、兵垣四编本《九边图》又在谢少南本的基础上增补、改名。兵垣四编本、长恩室丛书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皆将《广舆图·全国总图》改称《九边总图》,置于许论《九边图》之前。兵垣四编本《九边图论》在文字内容上,尚吸取了《舆地图》、《广舆图》与《皇舆图》的内容。总之,谢少南本《九边图》基本继承了《九边图说》的原貌,其他版本《九边图》都对许论原绘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绘”。

  总体而言,以往对于单幅地图的研究,除对图面所绘地理范围、地理要素进行描述之外,主要关注于对地图绘制年代的考订和作者的分析。其中对于地图绘制年代的考订,多遵循李孝聪根据前人经验和自己的实践总结出的四种判识方法,即“利用不同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建置的变化”“利用中国封建社会盛行的避讳制度”“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和“借助国外图书馆藏品的原始入藏登录日期来推测成图的时间下限” 。不过,大多数研究往往忽略了地图绘制年代和地图图面表现年代之间的差异,因此这些研究对于地图时间的判定基本只是地图图面所表现的时间,而不一定是地图的绘制年代,由此也就造成了一些误解,如林梅村教授对《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

  以往对于某些单幅地图的研究过于强调地图绘制的“数理要素”,虽然这一趋势近年来逐渐好转,但并未根本摆脱。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能由于错误的认为“准确”“科学”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正是由于出发点的错误,以往关于这些地图的研究都夸大了这些地图的“准确”和“科学”,由此造成了对于这些地图的错误认识和评价。

  以往研究中对于古地图资料来源的分析并不多,除了黄时鉴、龚缨晏对利玛窦世界地图、汪前进对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以及成一农对《广舆图》的研究之外,郭声波认为《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图后所附图说主要来源于《初学记》。

  就宋代以后的地图研究而言,挖掘地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构建地图的传承关系和谱系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这方面主要以《大明混一图》的研究为代表,对此可以参见《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一书。此外,成一农在《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一书中对清代之前寰宇图和全国总图的谱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等。

  地图谱系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地图之间某些局部相似性的分析,由于对不同地图之间同一局部是否相似的认识是主观的,且不同学者进行比较时所关注的图面内容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往往对于地图之间的承袭关系,不同学者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判断各种观点之间的对错。如关于宋本《舆地图》,青山定雄在《关于栗棘庵所藏舆地图》一文中,经过与其他宋代地图的比较,认为该图可能来源于黄裳的舆地图木图,即《地理图》。黄盛璋则认为,《舆地图》应该是参考了众多地图绘制而成,如契丹部分,其与《契丹国志》中的《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等皆绘有森林,并且文字注记也大体相同,因此《舆地图》的这一部分应当参考了《契丹国志》中的地图;此外,《舆地图》淮河流域水系的流经形势与《禹迹图》类似,并且存在同样的错误,黄河河道及其支流的绘制上也存在与《禹迹图》的相同之处,因此《舆地图》的这一部分应当参考了《禹迹图》。

  中国古代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除了少量地图之外,大都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以图面内容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中要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除了上文提及的对于相似性的判断是一种主观认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局部绘制内容的相似性,无法证明两者存在直接联系,因为两者都可能来源于一种当时流行的绘制方式,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就是直接的承袭和直接影响。

  这是目前地图学史研究中无法克服的问题,对此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方法,如在研究中应当避免以局部内容上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应以地图的整体框架为主导,即黄河、长江这样贯穿整幅地图的主要河流,还有海岸线的轮廓等,再辅以一些在其他地图上缺乏的某些典型特征,如《广舆图》中西北方向上沙漠的画法和两个圆形的湖泊;《历代地理指掌图》中长城的走向以及西北地区河流的绘制方法;《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长城的走向以及对黄河河源夸张的表现。这样的比较可能在相似性的认知上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即是如此,依然不能解决上文提及的相似性比较带来的问题,因为在整体框架以及一些典型局部特征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甚至在大量细节上都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即使两者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前后顺序,但依然难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继承关系,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但也可能是基于源自共同祖本的两幅不同的地图,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基于同样原因,甚至也无法判断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相近的地图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地图,更为可行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们归于共同祖本之下的同一类型中;而对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存在差异的地图,则最好将它们归于有着共同祖本的不同类型中。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学史的书写,形成于民国初期。笔者目前查到的最早的对中国地图学史的叙述可能是陶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作者对中国地图学史叙述的重点在于介绍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地图涵盖范围的扩大,并以这两者为标准来选择用于构建叙事的事例。这一历史书写“技术进步”的视角,也为此后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所继承。稍后有李贻燕的《中国地图学史》,在文中作者着力描述的地图和绘图方法,与陶懋立一文基本相近,即先秦时期的《周礼》《山海经》,西晋的裴秀所绘地图以及“制图六体”,道教的“五岳真形图”,唐代的僧一行、贾耽,宋代的《华夷图》《禹迹图》和《历代地理指掌图》,元代阿拉伯传入的地球仪、朱思本所绘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考》同样是以地图绘制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发展作为勾勒中国地图学史书写的基础,所选择叙述的事例,也基本与之前两文相近,只是增加了对沈括和康熙时期的大量测量的介绍。

  王庸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地图学史的奠基者,其撰写的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中国地图史纲》影响力非常巨大,但从叙事脉络来看,主要是对前人的继承,只是在细节上更为丰富,且增加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典型的如第四章“山水都邑与州郡图经之蜕变和结集”和第五章“地图的造送与十道图”分别讨论了从以图为主的图经向以文为主的方志的转型和唐代地方向中央造送地图的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十道图。需要提到的是,王庸对于中国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是持保留意见的,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认识到除那些体现了“准确”、“科学”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非科学”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即“况且这些汉地图,内容既甚粗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因此,虽然整体上该书以地图绘制的技术为历史书写的主脉,但其并未过于强调技术的进步,且除了测绘技术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其他内容。

  与中国学者的含蓄相比,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古代地图部分则直接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科学的制图学;从未中断过的中国网格法制图传统”,不过就其所讨论绘图方法和地图而言,基本也集中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地图和方法。需要提到的是,李约瑟还在这一部分花费了一定篇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测量方法。

  从上述叙述来看,显然,中国近代以来对古代地图学史构建,其书写的视角就是绘图技术的进步。而在用于构建地图学史的材料方面,这些历史书写也是大致相似的,即秦汉及其之前,由于当时马王堆地图和放马滩地图尚未出土,因此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强调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其广泛应用,由此表达了中国古代地图的成熟;裴秀绘制的地图和“制图六体”由于带有一些可以从现代地图学加以解释的内容,因此会被大书特书;唐代虽然没有地图保存下来,但由于可以与现代地图绘制技术相比照,因此僧一行进行的大地测量、被认为带有比例尺的贾耽的地图、有着现代地形图意味的“五岳真形图”被纳入到了书写中;元明时期除了强调阿拉伯的影响之外,基于文字记载而被认为通过罗洪先的《广舆图》保存下来朱思本的《舆地图》,由于是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且罗洪先的《广舆图》看上去绘制的比较准确,因此通常都被大书特书;而明末清代,将近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绘制的地图和康熙时期的大地测量,由于被认为使得中国古代地图近代化,走向了现代的科学地图,因此也是叙述的重中之重。

  虽然王庸和李约瑟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主要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可循,但由于王庸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奠基者,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全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这两书出版之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脉络的构建基本完成,只是随着地图的揭示和研究的深入,用于填充这一历史书写的素材逐渐增多,以及随着对中国古代绘图方法和地图研究的深入,在细节上不断增补而已。

  从王庸和李约瑟之后,中国古代地图学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地图学史著作,其中时间较早的当属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与之前的著作相比,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无论是在历史书写的视角,还是用于构建历史书写的素材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主要在于:在开篇加入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并进行了详细介绍;在宋代的部分介绍了沈括绘制的地图以及绘图方法,详细介绍了《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平江图》。

  稍晚一些的则是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卢志良的著作除了地图本身之外,还强调了地图的应用,并花费了一定篇幅叙述了测量方法。但就地图本身而言,该书挑选出来的绘图技术和地图与之前的地图学史相比,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差异在于:对文献中记载的地图进行了更多的介绍;同样加入了考古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介绍了宋代的《华夷图》和《地理图》;详细介绍了《广舆图》的版本,以及多种受到《广舆图》影响的古籍文献;详细介绍了明代的九边图、海防图和江防图;概述了中国古代的立体地形模型图、城市图、水系图、航海图。总体而言,历史书写的视角保持未变,但在用于构建历史书写的素材方面进行了扩展,此外除强调“科学”的视角之外,还补充了一些“非科学”的地图,但篇幅有限。

  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虽然是一部图录,但在图录之前叙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其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其特点就是:1、在各个阶段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测量学成就;2、由于该书是图录,因此这一部分配合后文的图录,对一些地图进行了介绍,正是如此,所以其涵盖的地图类型包括了航海图、边防图、海防图和河渠图,不过书中详细介绍的依然是之前被一再提及的地图和绘图方法,如马王堆地图、裴秀和制图六体、《广舆图》及其影响,只是补充了一些最新出土或者近年来有着较多研究的地图,如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放马滩出土的地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因此,可以认为其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述方式的继承,且更加紧密的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与测绘技术联系了起来,当然在地图类型上丰富了一些。

  喻沧和廖克的《中国地图学史》出版于2010年,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传统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集大成者。该书有着如下特点:一是将地图学与测绘紧密结合在一起,自隋唐开始,几乎每一章的标题都带有“测绘与地图学”,且很多小节的标题也是如此;二是将明代作为中国近代地图学开始的起点。这两点结合起来,说明作者依然遵循着自民国以来开始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视角。作者还在宋辽金元部分强调了地图与各类工程测绘、农田土地测绘之间关系,本质上同样是在强调“科学”,此外在宋代部分还介绍了地图模型、天文图和江河湖海图,无疑扩大的地图学史中涉及到的地图类型和数量。

  总体而言,这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是对民国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的变化就是:1、将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发展更为紧密的与地图绘制结合在一起,由此更强化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科学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2、纳入了更多的地图,主要包括新出土的早期地图、蕴含了某些现代地图元素的地图,典型的如有着现代地图符号意味的《杨子器跋舆地图》;3、结合最新的研究,对传统叙事中强调的地图和绘图方法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典型的如《广舆图》和“制图六体”;4、除了传统叙事中强调的全国总图之外,也将其他一些地图类型囊括在内,但所占篇幅有限,且对各类型地图的发展脉络缺乏总体性的介绍。

  第一,对以往基于“科学主义”,从技术的视角来构建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开始进行反思,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虽然该书名为《中国地图学史》且作为专著出版,但其原是J.B.哈利(J·B·Harley)和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编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东南亚地区地图学史》中的一部分,是标题为中国的制图学(Cartography in China)下的7章,因此实际上是多篇关于中国古代地图学方面论文的合集。在书中,余定国提出“中国地图学一般既没有排除地图的人文价值,也没有降低地图的人文价值。结果,中国地图学不但包括数学的技术,也包括现在被人们视为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地图同时涉及数学和文字,但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两者都与价值和权力相互关联”;“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地图学是非数学的,而是说它具有比数学概念更广泛的其他含义”,也即是“‘好’地图不一定是要讨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也即仅仅用科学、定量来解释中国古代地图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作者挑战了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并进行历史书写的传统的中国地图学史。

  此后,成一农的《“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不仅通过逻辑推导,提出地图本身就是对地理要素的“主观”再现,因此仅从试图对地理要素进行客观表达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待地图以及进行历史书写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而且还对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科学性”的绘图方法,如“制图六体”“计里画方”,以及地图,如《广舆图》《禹迹图》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的研究是对这些绘图方法和地图的误解,并最终提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非定量的,因此以往从“科学”“定量”的角度进行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在视角是片面的。

  上述两书实际上都是论文集,且主要在于“破”,而不是在于“立”,因此只能说指出了以往历史书写中存在的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对地图学史的重新书写。

  第二,地图学史叙事内容的扩展。随着近年来披露的中国古代地图数量的增加、研究的深入,在一些中国地图学史的总体性研究和介绍性著作中,除了全国总图之外,开始囊括更多的地图类型,这方面的代表作为李孝聪教授主导撰写的《中华舆图志》和席会东的《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虽然这方面的趋势在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以来的各书中已经出现,但如前文所示,在以往的这些著作中,就篇幅而言,全国总图依然是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重中之重。

  《中华舆图志》,按照前言所记该书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华舆图发展的概况,我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新资料,选择幸存的珍贵而有代表意义的古地图百余幅,以反映舆图发展的脉络和不同表现手法”;《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则将文化与地图联系起来,因此两者都不是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不过,前者将中国传统舆图分为七类,后者将中国古代地图分为六类,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中强调的全国总图,只是其中一类,因此在类型上更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古代地图的面貌,由此也正符合《中华舆图志》的前言所记“以反映舆图发展的脉络和不同表现手法”。但两书在全国总图的叙事中依然受到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事脉络的影响,如《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清代部分的标题为“西学东渐与中国本位——清代的疆域测绘与中国地图的近代化”,也即对清代的地图学史的介绍依然着重叙述“近代化”以及康雍乾的大地测量。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两书都缺乏对各类地图的发展脉络的整体性认知和介绍。

  总体而言,上述近年来的两个新趋势归根结底都认为以往历史书写的涵盖面极不全面,但前者强调的是研究视角,后者强调的是地图类型。

  “将地图作为史料”虽然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者长期努力达成的目标,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局限于将图面内容作为史料,即“看图说话”。由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与文献资料相比,即使是存世地图较多的清代,其数量也是无法和文献资料相比。而且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因此要从古代地图中发现文献资料缺失的内容,较为困难。特别是那些传统史学研究中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文献资料中基本上都有详细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从地图中即使发现了文献资料缺失的内容,那么至多只是某些细节上对文献材料进行补充而已。

  当然,以往在将地图作为史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都是将一系列地图放置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一些地理现象、地理认知的长时段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的典型研究有:

  李孝聪在《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探悉》通过对一些黄河图的研究提出, “通过《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黄运湖河全图》与《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的对比,使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认识黄河与淮河的位置之差,从乾隆朝至嘉庆朝的近百年间清口变迁的动态过程。理解什么是‘束清御黄’,为什么黄强淮弱,会产生‘回流倒灌’;以及东西坝为什么要一再更筑,运河之运口会一改再改。今天由于河道的迁徙,我们已经很难指认当年黄河、淮河、运河交会的情况,古代舆图为我们指引出各种治河工程的遗迹,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古代中国人是如何治河与保运兼顾,其理论阐述与工程技术实践是怎样结合的”。

  葛兆光将中国古代的舆图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史料,如在《宅兹中国》一书的第三章中阐述地图中对于异域的想像、对于世界秩序的想像等。

  由于目前中国古代疆域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因此近年来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图”“寰宇图”被用来发掘中国古人的天下观以及疆域观念,这方面的论文有:管彦波的《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其提出“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林岗《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提出“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划分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石冰洁的《从现存宋至清“总图”图名看古人“由虚到实”的疆域地理认知》,将全国总图分为“禹贡图”“华夷图”“历代疆域图”“王朝疆域图”四个系统,并提出中国古代的疆域观存在由虚到实的演变过程。

  上述研究,除了没有对相关地图进行全面搜集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各类总图绘制的用途和背景进行讨论,如“禹贡图”是用来表示《禹贡》所描述的地理状况的,其中所蕴含的“九州”的思想虽然对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产生了影响,但绝大部分地图本身的功能并是古人用于表示“疆域”,其就是用于解经的,因此并不是绘制地图时的“疆域观”的直接表达。任何地图上附加的观点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地图最初的绘制者附加在地图上的观念;二是地图的使用者附加给地图的观念;三是地图的观看者眼中的地图的观念。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对这三种观念加以区分和剖析,这实际上一方面说明了地图作为史料运用的难点,另一方面也证明地图史料价值的多面性。

  除了全国总图之外,成一农在《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一文中以中国古代绘制的“城市图”为史料,对“宋代城市图所反映的宋代地方城市城墙的毁废”“城市图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衙署分布的变化”“从宋元城市图看中国古代子城的选址”三个以往通过传统文本文献难以察觉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

  此外,虽然古人的疆域观念与今人不同,但由于古地图有时对所辖领土进行了详细描绘,因此在维护国家主权中成为的重要资料。这方面的典型研究,如李孝聪的《从古地图看黄岩岛的归属——对菲律宾2014年地图展的反驳》,提出“2014年菲律宾政府举办地图展览,围绕黄岩岛的命名与归属,妄图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提出声索。菲方误认为1734年西班牙编制的《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上出现的‘panacot’浅滩是黄岩岛,其实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与命名‘Scarborough’(斯卡巴洛礁)与‘panacot’浅滩毫无关系。18世纪末,西班牙人在测量菲律宾以西海域时,由于没有发现吕宋岛近海的‘panacot’浅滩,因而将吕宋岛西岸港口Masingloc的名字移植到斯卡巴洛礁,导致黄岩岛曾经一度被改称‘Masingloc’。1989年美国、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其条款规定了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菲律宾群岛的具体范围,即菲律宾的国界线世纪以来的地图和文件充分证明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的国界线之内,不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不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类似的还有韩昭庆的《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等。

  与此同时,以往谱系的研究多集中在那些常见的或者已经披露的地图上,通常并不全面,因此今后古地图谱系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相关地图进行全面的搜集。

  单幅的(绘本、刻本、石刻等)或者单独流传的地图(集),目前一些重要的藏图机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海外一些藏图机构所藏地图已经编目,并且可以查阅,但还有一些重要藏图机构的地图秘不示人,如第一历史档案馆。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成一农已经对《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进行了整理,约6000幅。与存世的古籍相比,上述五套丛书虽据代表性,但在数量上相距甚远。方志地图数量众多,且与其他两类有着不同的脉络和体系,也有着一些研究论著,但一直缺乏系统性的整理。

  由此编目为谱系的研究提供资料,而谱系的研究则为编目工作提供指导,两者相辅相成。

  对于地图学史而言,以往的历史书写过多的强调了绘制技术,而忽视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内涵以及其他方面;而且就地图类型而言,以往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全国总图,而忽视了大量其他类型的地图,以至时至今日,我们对如中国古代的航海图、海防图、城池图、政区图、水利图、园林图等依然缺乏整体性的认知;且对于中国古代全图总图的研究,以往也基本局限于少数被认为体现了“科学性”的地图。当然这并不是指责以往研究的错误,毕竟学术是基于时代的,没有脱离于时代的学术,因此这种建立于“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之上的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在民国以来,甚至今天也有其合理性,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认知,一种有其合理性的历史书写。

  不仅如此,历史书写决定了研究者所能看到的“历史”,也决定了研究者看不到的“历史”,因此如果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和视角长期居于主流,那么必然会阻碍历史认知的多元化。从当前看来,中国地图学史的多元化,不仅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需要,更是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致而言,在弱化以往的“科学主义”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的多元化有着两个层面:

  第一、扩大涵盖面。今后应当在编订中国古代地图的联合目录,并梳理中国古代地图的谱系基础上,撰写一部涵盖面更广的,能反映中国古代地图演变全貌的地图学史。

  第二、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入手,从更多的视角确立多元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方式。复兴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那么必须要基于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之上,古地图的研究也是如此,由此一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将会海阔天空。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图和绘画都被称为“图”,两者无论在绘制者还是在绘制技法上都有着相通之处,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两者割裂来看,而这种割裂显然是“现代”的,而今后完全可以从绘画的角度来书写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分析各种绘制技法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此外,中国古人有着一套自己的空间观念,这也影响到了地图的绘制,如凸出绘制者或者针对的观看者所关注的地理要素和空间,而忽略或者简化其他要素;又如为了满足观看的需要,地图的方位在图面上可以不断变化等等,从这一角度也可以书写一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来反映地图上空间观念的表达、运用及其演变过程。还有,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味的地图符号,但地图在表达地理要素时似乎也有着一定之规,通过符号传达着一些信息,那么,是否可以从地图上使用的符号的文化内涵入手来书写一部地图学史从而揭示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的变迁?而以往从现代地图符号角度进行的解读实际上抹杀了这种文化内涵。总体而言,今后中国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必然是多元的,这既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也是时代的需要。

  第一个层面,就是图像所展现的内容,这也是以往研究所主要关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通过解读一系列图像的内容,从而揭示某一地理要素的时代特征,或是其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这也是以往将古地图作为史料运用所重点关注的层面;第三个层面,即是古地图图像背后蕴含的内容,如地图图面上各构成元素的布局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地图所展现的空间认知及其再现、地图所蕴含的地理认知和地理知识等等,而这一层面是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的。

  不过,这一层面史料价值的发掘需要借鉴史学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如目前方兴未艾的图像史、知识史,但国内这些领域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缺乏成熟的思考,大都只是对国外成熟的研究框架的套用,因此这一层面的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套用,但与此同时也为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了机遇,因为通过对地图这一层面史料价值的挖掘,在今后我们有可能会同时带动知识史、图像史的研究,从而走向史学研究的前沿。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及其地图学史的研究过于注重实证,而缺乏对理论方法的探讨,在史学走向诠释的今天,这将极大的局限学科的发展。因此,今后中国古地图的研究应当将对理论、方法讨论提上日程,且组织研究力量进行讨论。

  《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虽然编纂较早,但汇集了当时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研究者,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视角、方法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加以借鉴之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16ZDA1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15ZDB03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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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 近70年来中国古地图与学史研究的主要进展_香港王中王高手论坛料,香港王中王网,香港马会王中王单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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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 近70年来中国古地图与学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鏉ユ簮锛毼粗 浣滆咃細admin 鏃堕棿锛2021-12-20 23:48 鏂囧瓧澶у皬锛 銆愬ぇ銆 銆愪腑銆 銆愬皬銆 鐐瑰嚮:
鏍稿績鎻愮ず锛,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于北京。1992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2月,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自2014年开始担任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2017年2月至今,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

  ,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于北京。1992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2月,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自2014年开始担任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2017年2月至今,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城市史以及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曾主持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目前正主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舆图的整理与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广舆图史话》;译著:《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之前》《近代中国的条约港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的实证研究》等。在海内外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发表通俗读物20余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地图与地图学史的研究,在单幅地图、地图谱系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方面都取 得了众多的成果。在历史学研究正在变革的今天,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也开始随之变化,研究视 角和方法日益多元。今后,应当在进一步对古地图进行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从更为多元的视角重写中国地图学史, 并借鉴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深入发掘古地图中蕴含的史料价值。

  虽然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产生于民国初年,不过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重点从实证向诠释的转向,以往不受重视的各类史料日益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由此地图也开始被纳入到史学研究主流的视野中。在历史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地图研究正在转型的今天,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以归纳成果并展望未来。

  资料的整理、编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中国传统舆图的整理和编目工作始于民国初年,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王庸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古旧地图的整理和编目,其将该馆所藏明清舆图分成甲编“分类图”、乙编“区域图”两大类,编成《国立北平图书特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同时将舆图部搜购的中外地图资料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地图目录》。此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王庸、茅乃文还编辑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又编辑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与此同时,原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一直在整理、编印和陈列清代宫中档案和舆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了《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关于中国古代舆图的编目工作还有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的收录外交部所藏地图的《外交部地图目录续编》、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北平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所藏舆图目录《地图目录甲编》,以及任乃强的《西康地图谱》、王庸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和王以中的《明代海防图籍录》等。

  建国之后,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图书馆进行了馆藏古旧舆图的编目整理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包含了该馆所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和提要。此外,首都图书馆在网站“北京记忆”上整理公布了其馆藏的与北京有关的古旧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馆藏明清舆图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同时还在进行“数位典藏与学习至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的“皇舆搜览—寻访清宫流散历史舆图连接数位计划”,意图复制、整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传统舆图,而且该项目搜集的地图可以在其网站上查阅和下载。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通过亲身访学搜集整理了海外一些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旧地图目录,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当属李孝聪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目前已经可以通过该馆网站进行检索、查阅,并且可以下载高清晰的图片。

  为了便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了一系列中文传统舆图的图录,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时间较早的当属曹婉如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该图集不仅公布了大量之前难得一见的舆图,而且在图版之后还附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重要的图录还有以大连市图书馆所藏舆图为主的《中国古地图精选》;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喻沧主编的《中国古地图珍品选集》。此外还有《宋元古地图集成》、《中国古地图辑录》和《清代地图集汇编》等。

  近年来一些图书馆逐渐将所藏的中国传统舆图整理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天津图书馆编《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图的《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首都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北京古代舆图图录《北京历史舆图集》;孙靖国整理出版的收录科学院图书馆藏图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还有《河岳藏珍——中国古地图展》、收录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京古地图的《北京古地图集》以及《国家图书馆藏珍稀清代地图集汇编》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出版了一些其地图展览的图册,如《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和《翠绿边地——清季西南边界条约舆图》等。

  还出版过某一地区和城市的古旧舆图图集,且近年来这方面的出版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重庆古旧地图集》、《武汉历史地图集》、《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东莞历代地图集》、《杭州古旧地图集》、《澳门历史地图精选》、《温州古旧地图集》,还有上文提到的首都图书馆出版的《北京历史舆图集》等等。近两年出版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则是《上海城市地图集成》和《南京古旧地图集》,这两套图集不仅对于两座城市的古旧地图进行了全面收集,而且在排版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将对古地图的清晰展示、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与艺术之美完美的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又带有艺术之美,这是今后古地图集出版应当借鉴的。

  华林甫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和《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是目前不多见的海外中文舆图的图录和研究。

  还出版有一些专题性的古旧地图图录,其中长城图方面的有李孝聪的《中国长城志·图志》;城市图方面的有郑锡煌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成一农出版了清代之前全国总图的图录《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收录清代之前的全国总图和寰宇图约600余幅。

  除了图录之外,近年来还出版了一些传统认为在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舆图,如1987年出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1996年燕山出版社以故宫本为底本,参校日本版加摹出版的《加摹乾隆京城全图》,附有地名表、地名笔画索引和地名分类索引;199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根据首都图书馆藏清代嘉庆年间刻本影印出版的《广舆图全书》;汪前进和刘若芳主编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满汉对照)》,即《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还有《清代京杭运河全图》等等。此外,在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古地图和古地图集,如嘉靖初刻本的《广舆图》、明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刻本的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以及《坤舆图说》、康熙刻本的《内府舆地全图》、崇祯九年的《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等。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古地图的整理、编目与出版工作还有:李孝聪正在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其最终成果为《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联合目录》和《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前者约70万字,预计收录外国所绘近代城市图条目2000种左右,后者预期收录外国所绘近代城市图约数百种,解题说明文字20万字。还有成一农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精粹》,预计收录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400余幅。据查,在研的社科基金项目还有张英聘主持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舆图整理与研究》、孙靖国主持的《明清沿海地图研究》、陈熙主持的《哈佛大学馆藏中国相关古地图的整理、编目与研究》和曹婷主持的《日藏中国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等。此外,据闻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古旧地图已经整理完毕,目前已经进入到出版流程。今后,这些成果的出版将会为中文古地图的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史料。

  不可否认,上述图录、图目和地图的出版,极大便利了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但某些最为重要的藏图机构至今依然没有出版图录甚至目录,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重要、珍贵的明清舆图,但至今依然没有出版完整的目录。而且,除了几个主要的收藏地之外,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甚至私人或多或少的收藏有中国传统舆图,但这方面进行的整理、编目工作依然不多,这也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不仅如此,清代还有大量满文地图存世,但是本来人数不多的从事古地图研究的学者中懂得满文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不仅关于满文舆图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少,甚至连最基本的目录和图录的整理工作都尚未开始。

  此外,之前尤其是上个世纪出版的图录,清晰度不高,图中的文字大都难以识别,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工作,但对舆图的细致研究则难以进行。近年来,这一情况逐渐得到了改观,出版了一些非常清晰的图录,如前文提及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满汉对照)》《上海城市地图集成》和《南京古旧地图集》等。但是一方面现在电脑技术日新月异,大量中文古籍已经数字化,中国古代舆图的数字化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另一方面,用纸本形式复制、出版地图,受到纸张大小的限制,不得不将原来的大幅地图分切成小幅,这显然不利于地图的使用和阅读,也不便于地图之间的比照。今后是否可以考虑在采取一定版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复制和出版地图。且目前古旧地图的研究者阅览地图时使用的是常见的看图软件,但这些软件并不能满足古地图研究的需要,如古地图研究中经常需要将多幅地图同屏展示,有时需要将大幅地图自动分切打印等等,因此今后还需要开发一套适用于古地图研究的管理、阅览软件。

  由于通常认为测绘技术代表了地图绘制的水平,因此以往关于中国古代测绘技术方面的论著颇为丰富,如葛剑雄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就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与地图绘制有关的方法和技术,类似的还有宋鸿德等的《中国古代测绘史话》、《中国测绘史》编委会的《中国测绘史》等,此外潘晟的《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还从工程实践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测绘技术。

  不过所有这方面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掌握这些测量技术和绘制方法不等于这些技术、方法被应用于地图绘制:虽然中国早在唐代就进行了大地测量,但主要是为了编订新的历法——《大衍历》做准备,而不是为了地图绘制;元初郭守敬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测量同样也是为了编制新的历法——《授时历》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地图绘制;虽然很多工程确实都进行了相当规模和准确度的测量工作,但由此并无法证明这些测量数据被用来绘制地图,清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河工图依然是山水画的形式,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些工程数据用于绘制地图的可能性。此外,杨帆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经纬度测量在天文历法中的应用》在详细考订明末清初经纬度测量在天文历法中的应用的同时,提出这些测量并没有被用于地图绘制。

  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技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汪前进的《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一文,该文提出“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大量高水平的地理全图,但迄今尚未找到一份具体用来绘制这些地图的原始数据集,也不清楚古人如何绘制成这些地图”,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明显,但在之前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来绘制地图的,并提出这是一种极坐标投影法,而且这种绘图数据和方法不是孤立现象,为中国绘图史所普遍采用。虽然该文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问题,比如两点间的道路距离在绘图时是否以及如何转换为图上的直线距离,但却为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成一农的《“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一书基于汪前进提出的观点,从实证入手,对《禹迹图》《广舆图》的绘制数据和绘图方法进行了复原,认为这些地图基本是用古代地理志中“四至八到”数据,采用极坐标投影法绘制的,不需要基于中国古代那些先进的测量方法和绘图方法。至于那些看上去就不准确的地图,很可能使用的是绘画的技法,极少使用测量的方法和数据。

  另外,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地图绘制时使用测量技术的明确记载,除了康雍乾时期在西方传教士帮助下使用三角测量进行的测绘工作之外,目前存留下来的这方面较早的材料可能晚至清末,如同治四年的《苏省舆图测法条议图解》。其中记载的测量方法依然以对道路距离的步量为主,不仅忽略了小的道路曲折,而且忽略了道路本身的高低变化,非常粗糙。而且,从这些测量手册的前言来看,当时未能采用经纬度测量或者更为精准的测量方法的原因就是相应技术人员的大量缺乏。虽然由此是否能推导出中国古代一直缺乏相应人才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与上文的论述结合起来,大致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将当时所掌握的测量技术运用于地图测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以往大多数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中都给予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同时认为“谈到地图的座标网络同天文现象的关系时,立即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卢志良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

  更多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喻沧认为“裴秀创‘制图立体’并对六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耽、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辛德勇虽然认为裴秀只是“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剥夺了裴秀的首创权,但同时也认为“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

  虽然以往研究对于“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的地位都推崇备至,但却缺乏对“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实际运用的具体研究,韩昭庆在《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中对“制图六体 ”在古代文献中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图六体得以传承更多的是因为它是裴秀的作品”。就传世舆图来看,其中也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而且我们也无法明确的指出存世的大量舆图中有哪些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将上述情况结合起来,可以认为“制图六体”在古代并不为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对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影响并不大,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

  此外,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解释“制图六体”的文本也存在一些讨论。就目前所见,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始见于清初著名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此后王庸也基本遵循了胡渭的这一解释,大致来说就是认为“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则是方位,“道里”代表的是道路距离,而“高下”“方邪”“迂直”则被认为代表了地势的高低和道路的倾正、曲直,由此影响到道里的计算,因此在绘图时需要进行转换。此后这一解释也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六体中的“准望”认为是“画矩形网格”,当然这应当是不准确的,不过与之前观点不同的是,他的这种解释中暗示着“准望”除了表示方向之外,还应当包括距离。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制图六体”提出了进一步的认识,如辛德勇的《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一文,通过考订认为“准望”应当指的是地理坐标,也就是包括方向和距离两个要素,此外,辛德勇在文中还对“制图六体”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韩昭庆的《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制图六体”并不是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而应当是“制图要考虑的六个要素”。

  总体而言,经过辛德勇的分析,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目前已经基本趋于完满,今后这方面研究的余地已经不大。

  如同“制图六体”,以往的研究大都给予“计里画方”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王庸将“计里画方”等同于“分率”(即比例尺),并给予使用这一方法绘制的地图以较高的评价,如对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的评价是“图以‘一寸折成百里’,可见他同裴秀一样,讲究‘分率’,是画方的……所以贾耽的绘图方法,在原则上不过继承裴秀,没有新的创新,但在中国地图史上,还是杰出的、划时代的”,对朱思本《舆地图》的评价是“朱图大概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比例、方位以及距离上用功夫,仿佛现代测绘地图是测定经纬度和三角点,是地图的基本工作……因此我推想朱图的内容、地名或者不甚详细,但他所定的‘图廓’却是相当正确的”。通过这些评价可以看出,王庸之所以给予“计里画方”极高的评价,主要是他认为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有着更高的准确性。

  此后的学者,基本上遵从王庸的评价,如胡邦波认为“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 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不仅如此,以往地图学史的研究,大都认为那些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看上去具有较高“准确性”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方向,如《禹迹图》《广舆图》等,而这些地图也成为以往研究的重点。

  不过,成一农提出“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如果绘图数据不准确的话,那么单纯的“计里画方”并无法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而且,现在已经基本证明,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准确性,使用了“计里画方”的《广舆图》和《禹迹图》绘制时实际上使用的是“四至八到”的道路距离和方向,因此就绘图数据而言,这两者都不可能绘制的准确。而且与今天的地图相比,这两者的误差是极大的,因此以往研究对于“计里画方”显然是过誉了。

  目前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多集中在单幅和成套的地图上,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主要介绍一些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地图。

  《放马滩地图》,主要的研究者为何双全、曹婉如、张修桂和雍际春。需要提及的是研究者大都认为放马滩的这七幅地图是可以拼合的,对此雍际春、党安荣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版式组合与地图复原新探》中进行了综述,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即如果这些地图是可以拼合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将地图绘制在木板的两面?如果是复制后才进行拼合的话,当时没有纸张,不能像后来那样拓印,那么只能印在绢帛上,但如此一来印出来的字是反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所以这种研究可能在出发点上似乎就有问题。《马王堆地图》的主要研究者为张修桂,谭其骧、朱桂昌、邢义田等都发表过相关成果,此外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还曾对这三幅地图的整理情况进行了介绍。《华夷图》的主要研究成果则有曹婉如的《有关华夷图问题的探讨》、辛德勇的《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成一农的《浅析华夷图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间的关系》等。《禹迹图》的研究者主要有曹婉如、何德宪等。《九域守令图》的研究者有郑锡煌、郭声波等。《大明混一图》的主要研究者为汪前进和刘若芳。《广舆图》的主要研究者为任金城,其在《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等文中对《广舆图》现存的版本以及各版本之间的主要差异进行的研究和介绍;成一农的《广舆图史话》一书,除了对《广舆图》的版本进行了介绍之外,还对《广舆图》的资料来源、对后世地图的影响以及绘图方法和数据进行了分析考订。《皇舆全览图》也是以往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者为孙喆和汪前进,近年来韩昭庆从事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研究和数字化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对《皇舆全览图》所呈现的空间范围以及受到其影响产生的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进行了研究。

  利玛窦等传教士绘制的地图的研究者较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有黄时鉴、龚缨晏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该书除详细讨论了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各类世界地图及其版本和收藏地之外,还讨论了绘制地图所用的资料来源以及这些地图的影响。与之前的观点不同,该书认为:“在利玛窦生前,他的世界地图大量印行,被学者们广为传阅和摹刻。明清鼎革之际,虽然还可见到《坤舆万国全图》,甚至可能还刻版印刷过,但流传已经不广。到了1700年前后,利玛窦世界地图更是难以觅见。清宫中无疑保存着若干幅与利玛窦有关的世界地图,而民间则极其希罕。这样,除了几个翰林学士外,绝大多数人是无缘目睹利氏地图的。所以,清代文人中虽然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引述过利玛窦的著作,但极少有人提到利氏地图。利玛窦去世后,他的地图已不易获见,人们自然也就不可能把它摹绘到书中,而只能根据章潢、冯应京等人著作中的地图进行翻刻,其结果是越翻刻就越走样,甚至出现了像《天象仪全图》中‘坤元图’这样粗陋不堪的摹本。进入清代,即使利图的摹绘本也很稀见,张敬雍的《定历玉衡》中保存了半幅利玛窦世界地图,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可能是最后一个摹绘过利图的人。总之,就利图本身而言,其基本过程是从影响广泛渐渐走向湮没无闻。到了康熙末年,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已基本消失”。汪前进对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的资料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整理者认为此图集是依据中国明代罗洪先《广舆图》所编纂。《中国地图集》稿本中夹有一幅中文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仔细研究此图的来源,应该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这才是探讨《中国地图集》所依据底本的关键所在。将此书与《中国地图集》的文字和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氏的地图集不是根据《广舆图》编绘,而主要是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所编绘”。

  《九边图》是明代重要的,以往研究者众多,但其中用力最深的当属赵现海的《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一文,该文认为目前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的《九边图说》残卷是许论原绘本的副本,由许论亲绘。而“历博、辽博《九边图》是该图的改绘本,成于隆庆元年。谢少南嘉靖十七年《九边图》是该图的翻刻本,稍有改动。修攘通考本、兵垣四编本《九边图》又在谢少南本的基础上增补、改名。兵垣四编本、长恩室丛书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皆将《广舆图·全国总图》改称《九边总图》,置于许论《九边图》之前。兵垣四编本《九边图论》在文字内容上,尚吸取了《舆地图》、《广舆图》与《皇舆图》的内容。总之,谢少南本《九边图》基本继承了《九边图说》的原貌,其他版本《九边图》都对许论原绘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绘”。

  总体而言,以往对于单幅地图的研究,除对图面所绘地理范围、地理要素进行描述之外,主要关注于对地图绘制年代的考订和作者的分析。其中对于地图绘制年代的考订,多遵循李孝聪根据前人经验和自己的实践总结出的四种判识方法,即“利用不同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建置的变化”“利用中国封建社会盛行的避讳制度”“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和“借助国外图书馆藏品的原始入藏登录日期来推测成图的时间下限” 。不过,大多数研究往往忽略了地图绘制年代和地图图面表现年代之间的差异,因此这些研究对于地图时间的判定基本只是地图图面所表现的时间,而不一定是地图的绘制年代,由此也就造成了一些误解,如林梅村教授对《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

  以往对于某些单幅地图的研究过于强调地图绘制的“数理要素”,虽然这一趋势近年来逐渐好转,但并未根本摆脱。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能由于错误的认为“准确”“科学”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正是由于出发点的错误,以往关于这些地图的研究都夸大了这些地图的“准确”和“科学”,由此造成了对于这些地图的错误认识和评价。

  以往研究中对于古地图资料来源的分析并不多,除了黄时鉴、龚缨晏对利玛窦世界地图、汪前进对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以及成一农对《广舆图》的研究之外,郭声波认为《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图后所附图说主要来源于《初学记》。

  就宋代以后的地图研究而言,挖掘地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构建地图的传承关系和谱系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这方面主要以《大明混一图》的研究为代表,对此可以参见《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一书。此外,成一农在《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一书中对清代之前寰宇图和全国总图的谱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等。

  地图谱系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地图之间某些局部相似性的分析,由于对不同地图之间同一局部是否相似的认识是主观的,且不同学者进行比较时所关注的图面内容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往往对于地图之间的承袭关系,不同学者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判断各种观点之间的对错。如关于宋本《舆地图》,青山定雄在《关于栗棘庵所藏舆地图》一文中,经过与其他宋代地图的比较,认为该图可能来源于黄裳的舆地图木图,即《地理图》。黄盛璋则认为,《舆地图》应该是参考了众多地图绘制而成,如契丹部分,其与《契丹国志》中的《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等皆绘有森林,并且文字注记也大体相同,因此《舆地图》的这一部分应当参考了《契丹国志》中的地图;此外,《舆地图》淮河流域水系的流经形势与《禹迹图》类似,并且存在同样的错误,黄河河道及其支流的绘制上也存在与《禹迹图》的相同之处,因此《舆地图》的这一部分应当参考了《禹迹图》。

  中国古代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除了少量地图之外,大都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以图面内容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中要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除了上文提及的对于相似性的判断是一种主观认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局部绘制内容的相似性,无法证明两者存在直接联系,因为两者都可能来源于一种当时流行的绘制方式,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就是直接的承袭和直接影响。

  这是目前地图学史研究中无法克服的问题,对此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方法,如在研究中应当避免以局部内容上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应以地图的整体框架为主导,即黄河、长江这样贯穿整幅地图的主要河流,还有海岸线的轮廓等,再辅以一些在其他地图上缺乏的某些典型特征,如《广舆图》中西北方向上沙漠的画法和两个圆形的湖泊;《历代地理指掌图》中长城的走向以及西北地区河流的绘制方法;《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长城的走向以及对黄河河源夸张的表现。这样的比较可能在相似性的认知上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即是如此,依然不能解决上文提及的相似性比较带来的问题,因为在整体框架以及一些典型局部特征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甚至在大量细节上都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即使两者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前后顺序,但依然难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继承关系,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但也可能是基于源自共同祖本的两幅不同的地图,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基于同样原因,甚至也无法判断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相近的地图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地图,更为可行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们归于共同祖本之下的同一类型中;而对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存在差异的地图,则最好将它们归于有着共同祖本的不同类型中。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学史的书写,形成于民国初期。笔者目前查到的最早的对中国地图学史的叙述可能是陶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作者对中国地图学史叙述的重点在于介绍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地图涵盖范围的扩大,并以这两者为标准来选择用于构建叙事的事例。这一历史书写“技术进步”的视角,也为此后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所继承。稍后有李贻燕的《中国地图学史》,在文中作者着力描述的地图和绘图方法,与陶懋立一文基本相近,即先秦时期的《周礼》《山海经》,西晋的裴秀所绘地图以及“制图六体”,道教的“五岳真形图”,唐代的僧一行、贾耽,宋代的《华夷图》《禹迹图》和《历代地理指掌图》,元代阿拉伯传入的地球仪、朱思本所绘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考》同样是以地图绘制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发展作为勾勒中国地图学史书写的基础,所选择叙述的事例,也基本与之前两文相近,只是增加了对沈括和康熙时期的大量测量的介绍。

  王庸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地图学史的奠基者,其撰写的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中国地图史纲》影响力非常巨大,但从叙事脉络来看,主要是对前人的继承,只是在细节上更为丰富,且增加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典型的如第四章“山水都邑与州郡图经之蜕变和结集”和第五章“地图的造送与十道图”分别讨论了从以图为主的图经向以文为主的方志的转型和唐代地方向中央造送地图的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十道图。需要提到的是,王庸对于中国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是持保留意见的,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认识到除那些体现了“准确”、“科学”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非科学”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即“况且这些汉地图,内容既甚粗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因此,虽然整体上该书以地图绘制的技术为历史书写的主脉,但其并未过于强调技术的进步,且除了测绘技术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其他内容。

  与中国学者的含蓄相比,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古代地图部分则直接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科学的制图学;从未中断过的中国网格法制图传统”,不过就其所讨论绘图方法和地图而言,基本也集中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地图和方法。需要提到的是,李约瑟还在这一部分花费了一定篇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测量方法。

  从上述叙述来看,显然,中国近代以来对古代地图学史构建,其书写的视角就是绘图技术的进步。而在用于构建地图学史的材料方面,这些历史书写也是大致相似的,即秦汉及其之前,由于当时马王堆地图和放马滩地图尚未出土,因此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强调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其广泛应用,由此表达了中国古代地图的成熟;裴秀绘制的地图和“制图六体”由于带有一些可以从现代地图学加以解释的内容,因此会被大书特书;唐代虽然没有地图保存下来,但由于可以与现代地图绘制技术相比照,因此僧一行进行的大地测量、被认为带有比例尺的贾耽的地图、有着现代地形图意味的“五岳真形图”被纳入到了书写中;元明时期除了强调阿拉伯的影响之外,基于文字记载而被认为通过罗洪先的《广舆图》保存下来朱思本的《舆地图》,由于是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且罗洪先的《广舆图》看上去绘制的比较准确,因此通常都被大书特书;而明末清代,将近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绘制的地图和康熙时期的大地测量,由于被认为使得中国古代地图近代化,走向了现代的科学地图,因此也是叙述的重中之重。

  虽然王庸和李约瑟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主要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可循,但由于王庸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奠基者,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全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这两书出版之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脉络的构建基本完成,只是随着地图的揭示和研究的深入,用于填充这一历史书写的素材逐渐增多,以及随着对中国古代绘图方法和地图研究的深入,在细节上不断增补而已。

  从王庸和李约瑟之后,中国古代地图学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地图学史著作,其中时间较早的当属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与之前的著作相比,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无论是在历史书写的视角,还是用于构建历史书写的素材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主要在于:在开篇加入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并进行了详细介绍;在宋代的部分介绍了沈括绘制的地图以及绘图方法,详细介绍了《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平江图》。

  稍晚一些的则是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卢志良的著作除了地图本身之外,还强调了地图的应用,并花费了一定篇幅叙述了测量方法。但就地图本身而言,该书挑选出来的绘图技术和地图与之前的地图学史相比,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差异在于:对文献中记载的地图进行了更多的介绍;同样加入了考古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介绍了宋代的《华夷图》和《地理图》;详细介绍了《广舆图》的版本,以及多种受到《广舆图》影响的古籍文献;详细介绍了明代的九边图、海防图和江防图;概述了中国古代的立体地形模型图、城市图、水系图、航海图。总体而言,历史书写的视角保持未变,但在用于构建历史书写的素材方面进行了扩展,此外除强调“科学”的视角之外,还补充了一些“非科学”的地图,但篇幅有限。

  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虽然是一部图录,但在图录之前叙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其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其特点就是:1、在各个阶段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测量学成就;2、由于该书是图录,因此这一部分配合后文的图录,对一些地图进行了介绍,正是如此,所以其涵盖的地图类型包括了航海图、边防图、海防图和河渠图,不过书中详细介绍的依然是之前被一再提及的地图和绘图方法,如马王堆地图、裴秀和制图六体、《广舆图》及其影响,只是补充了一些最新出土或者近年来有着较多研究的地图,如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放马滩出土的地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因此,可以认为其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述方式的继承,且更加紧密的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与测绘技术联系了起来,当然在地图类型上丰富了一些。

  喻沧和廖克的《中国地图学史》出版于2010年,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传统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集大成者。该书有着如下特点:一是将地图学与测绘紧密结合在一起,自隋唐开始,几乎每一章的标题都带有“测绘与地图学”,且很多小节的标题也是如此;二是将明代作为中国近代地图学开始的起点。这两点结合起来,说明作者依然遵循着自民国以来开始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视角。作者还在宋辽金元部分强调了地图与各类工程测绘、农田土地测绘之间关系,本质上同样是在强调“科学”,此外在宋代部分还介绍了地图模型、天文图和江河湖海图,无疑扩大的地图学史中涉及到的地图类型和数量。

  总体而言,这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是对民国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的变化就是:1、将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发展更为紧密的与地图绘制结合在一起,由此更强化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科学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2、纳入了更多的地图,主要包括新出土的早期地图、蕴含了某些现代地图元素的地图,典型的如有着现代地图符号意味的《杨子器跋舆地图》;3、结合最新的研究,对传统叙事中强调的地图和绘图方法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典型的如《广舆图》和“制图六体”;4、除了传统叙事中强调的全国总图之外,也将其他一些地图类型囊括在内,但所占篇幅有限,且对各类型地图的发展脉络缺乏总体性的介绍。

  第一,对以往基于“科学主义”,从技术的视角来构建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开始进行反思,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虽然该书名为《中国地图学史》且作为专著出版,但其原是J.B.哈利(J·B·Harley)和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编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东南亚地区地图学史》中的一部分,是标题为中国的制图学(Cartography in China)下的7章,因此实际上是多篇关于中国古代地图学方面论文的合集。在书中,余定国提出“中国地图学一般既没有排除地图的人文价值,也没有降低地图的人文价值。结果,中国地图学不但包括数学的技术,也包括现在被人们视为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地图同时涉及数学和文字,但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两者都与价值和权力相互关联”;“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地图学是非数学的,而是说它具有比数学概念更广泛的其他含义”,也即是“‘好’地图不一定是要讨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也即仅仅用科学、定量来解释中国古代地图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作者挑战了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并进行历史书写的传统的中国地图学史。

  此后,成一农的《“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不仅通过逻辑推导,提出地图本身就是对地理要素的“主观”再现,因此仅从试图对地理要素进行客观表达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待地图以及进行历史书写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而且还对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科学性”的绘图方法,如“制图六体”“计里画方”,以及地图,如《广舆图》《禹迹图》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的研究是对这些绘图方法和地图的误解,并最终提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非定量的,因此以往从“科学”“定量”的角度进行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在视角是片面的。

  上述两书实际上都是论文集,且主要在于“破”,而不是在于“立”,因此只能说指出了以往历史书写中存在的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对地图学史的重新书写。

  第二,地图学史叙事内容的扩展。随着近年来披露的中国古代地图数量的增加、研究的深入,在一些中国地图学史的总体性研究和介绍性著作中,除了全国总图之外,开始囊括更多的地图类型,这方面的代表作为李孝聪教授主导撰写的《中华舆图志》和席会东的《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虽然这方面的趋势在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以来的各书中已经出现,但如前文所示,在以往的这些著作中,就篇幅而言,全国总图依然是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重中之重。

  《中华舆图志》,按照前言所记该书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华舆图发展的概况,我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新资料,选择幸存的珍贵而有代表意义的古地图百余幅,以反映舆图发展的脉络和不同表现手法”;《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则将文化与地图联系起来,因此两者都不是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不过,前者将中国传统舆图分为七类,后者将中国古代地图分为六类,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中强调的全国总图,只是其中一类,因此在类型上更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古代地图的面貌,由此也正符合《中华舆图志》的前言所记“以反映舆图发展的脉络和不同表现手法”。但两书在全国总图的叙事中依然受到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事脉络的影响,如《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清代部分的标题为“西学东渐与中国本位——清代的疆域测绘与中国地图的近代化”,也即对清代的地图学史的介绍依然着重叙述“近代化”以及康雍乾的大地测量。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两书都缺乏对各类地图的发展脉络的整体性认知和介绍。

  总体而言,上述近年来的两个新趋势归根结底都认为以往历史书写的涵盖面极不全面,但前者强调的是研究视角,后者强调的是地图类型。

  “将地图作为史料”虽然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者长期努力达成的目标,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局限于将图面内容作为史料,即“看图说话”。由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与文献资料相比,即使是存世地图较多的清代,其数量也是无法和文献资料相比。而且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因此要从古代地图中发现文献资料缺失的内容,较为困难。特别是那些传统史学研究中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文献资料中基本上都有详细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从地图中即使发现了文献资料缺失的内容,那么至多只是某些细节上对文献材料进行补充而已。

  当然,以往在将地图作为史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都是将一系列地图放置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一些地理现象、地理认知的长时段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的典型研究有:

  李孝聪在《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探悉》通过对一些黄河图的研究提出, “通过《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黄运湖河全图》与《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的对比,使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认识黄河与淮河的位置之差,从乾隆朝至嘉庆朝的近百年间清口变迁的动态过程。理解什么是‘束清御黄’,为什么黄强淮弱,会产生‘回流倒灌’;以及东西坝为什么要一再更筑,运河之运口会一改再改。今天由于河道的迁徙,我们已经很难指认当年黄河、淮河、运河交会的情况,古代舆图为我们指引出各种治河工程的遗迹,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古代中国人是如何治河与保运兼顾,其理论阐述与工程技术实践是怎样结合的”。

  葛兆光将中国古代的舆图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史料,如在《宅兹中国》一书的第三章中阐述地图中对于异域的想像、对于世界秩序的想像等。

  由于目前中国古代疆域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因此近年来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图”“寰宇图”被用来发掘中国古人的天下观以及疆域观念,这方面的论文有:管彦波的《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其提出“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林岗《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提出“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划分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石冰洁的《从现存宋至清“总图”图名看古人“由虚到实”的疆域地理认知》,将全国总图分为“禹贡图”“华夷图”“历代疆域图”“王朝疆域图”四个系统,并提出中国古代的疆域观存在由虚到实的演变过程。

  上述研究,除了没有对相关地图进行全面搜集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各类总图绘制的用途和背景进行讨论,如“禹贡图”是用来表示《禹贡》所描述的地理状况的,其中所蕴含的“九州”的思想虽然对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产生了影响,但绝大部分地图本身的功能并是古人用于表示“疆域”,其就是用于解经的,因此并不是绘制地图时的“疆域观”的直接表达。任何地图上附加的观点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地图最初的绘制者附加在地图上的观念;二是地图的使用者附加给地图的观念;三是地图的观看者眼中的地图的观念。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对这三种观念加以区分和剖析,这实际上一方面说明了地图作为史料运用的难点,另一方面也证明地图史料价值的多面性。

  除了全国总图之外,成一农在《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一文中以中国古代绘制的“城市图”为史料,对“宋代城市图所反映的宋代地方城市城墙的毁废”“城市图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衙署分布的变化”“从宋元城市图看中国古代子城的选址”三个以往通过传统文本文献难以察觉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

  此外,虽然古人的疆域观念与今人不同,但由于古地图有时对所辖领土进行了详细描绘,因此在维护国家主权中成为的重要资料。这方面的典型研究,如李孝聪的《从古地图看黄岩岛的归属——对菲律宾2014年地图展的反驳》,提出“2014年菲律宾政府举办地图展览,围绕黄岩岛的命名与归属,妄图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提出声索。菲方误认为1734年西班牙编制的《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上出现的‘panacot’浅滩是黄岩岛,其实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与命名‘Scarborough’(斯卡巴洛礁)与‘panacot’浅滩毫无关系。18世纪末,西班牙人在测量菲律宾以西海域时,由于没有发现吕宋岛近海的‘panacot’浅滩,因而将吕宋岛西岸港口Masingloc的名字移植到斯卡巴洛礁,导致黄岩岛曾经一度被改称‘Masingloc’。1989年美国、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其条款规定了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菲律宾群岛的具体范围,即菲律宾的国界线世纪以来的地图和文件充分证明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的国界线之内,不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不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类似的还有韩昭庆的《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等。

  与此同时,以往谱系的研究多集中在那些常见的或者已经披露的地图上,通常并不全面,因此今后古地图谱系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相关地图进行全面的搜集。

  单幅的(绘本、刻本、石刻等)或者单独流传的地图(集),目前一些重要的藏图机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海外一些藏图机构所藏地图已经编目,并且可以查阅,但还有一些重要藏图机构的地图秘不示人,如第一历史档案馆。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成一农已经对《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进行了整理,约6000幅。与存世的古籍相比,上述五套丛书虽据代表性,但在数量上相距甚远。方志地图数量众多,且与其他两类有着不同的脉络和体系,也有着一些研究论著,但一直缺乏系统性的整理。

  由此编目为谱系的研究提供资料,而谱系的研究则为编目工作提供指导,两者相辅相成。

  对于地图学史而言,以往的历史书写过多的强调了绘制技术,而忽视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内涵以及其他方面;而且就地图类型而言,以往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全国总图,而忽视了大量其他类型的地图,以至时至今日,我们对如中国古代的航海图、海防图、城池图、政区图、水利图、园林图等依然缺乏整体性的认知;且对于中国古代全图总图的研究,以往也基本局限于少数被认为体现了“科学性”的地图。当然这并不是指责以往研究的错误,毕竟学术是基于时代的,没有脱离于时代的学术,因此这种建立于“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之上的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在民国以来,甚至今天也有其合理性,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认知,一种有其合理性的历史书写。

  不仅如此,历史书写决定了研究者所能看到的“历史”,也决定了研究者看不到的“历史”,因此如果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和视角长期居于主流,那么必然会阻碍历史认知的多元化。从当前看来,中国地图学史的多元化,不仅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需要,更是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致而言,在弱化以往的“科学主义”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的多元化有着两个层面:

  第一、扩大涵盖面。今后应当在编订中国古代地图的联合目录,并梳理中国古代地图的谱系基础上,撰写一部涵盖面更广的,能反映中国古代地图演变全貌的地图学史。

  第二、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入手,从更多的视角确立多元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方式。复兴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那么必须要基于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之上,古地图的研究也是如此,由此一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将会海阔天空。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图和绘画都被称为“图”,两者无论在绘制者还是在绘制技法上都有着相通之处,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两者割裂来看,而这种割裂显然是“现代”的,而今后完全可以从绘画的角度来书写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分析各种绘制技法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此外,中国古人有着一套自己的空间观念,这也影响到了地图的绘制,如凸出绘制者或者针对的观看者所关注的地理要素和空间,而忽略或者简化其他要素;又如为了满足观看的需要,地图的方位在图面上可以不断变化等等,从这一角度也可以书写一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来反映地图上空间观念的表达、运用及其演变过程。还有,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味的地图符号,但地图在表达地理要素时似乎也有着一定之规,通过符号传达着一些信息,那么,是否可以从地图上使用的符号的文化内涵入手来书写一部地图学史从而揭示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的变迁?而以往从现代地图符号角度进行的解读实际上抹杀了这种文化内涵。总体而言,今后中国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必然是多元的,这既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也是时代的需要。

  第一个层面,就是图像所展现的内容,这也是以往研究所主要关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通过解读一系列图像的内容,从而揭示某一地理要素的时代特征,或是其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这也是以往将古地图作为史料运用所重点关注的层面;第三个层面,即是古地图图像背后蕴含的内容,如地图图面上各构成元素的布局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地图所展现的空间认知及其再现、地图所蕴含的地理认知和地理知识等等,而这一层面是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的。

  不过,这一层面史料价值的发掘需要借鉴史学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如目前方兴未艾的图像史、知识史,但国内这些领域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缺乏成熟的思考,大都只是对国外成熟的研究框架的套用,因此这一层面的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套用,但与此同时也为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了机遇,因为通过对地图这一层面史料价值的挖掘,在今后我们有可能会同时带动知识史、图像史的研究,从而走向史学研究的前沿。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及其地图学史的研究过于注重实证,而缺乏对理论方法的探讨,在史学走向诠释的今天,这将极大的局限学科的发展。因此,今后中国古地图的研究应当将对理论、方法讨论提上日程,且组织研究力量进行讨论。

  《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虽然编纂较早,但汇集了当时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研究者,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视角、方法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加以借鉴之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16ZDA1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15ZDB03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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